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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在法工委设立了备案审查室一定意义上回应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发挥有效作用。

虽然我们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已经有了相当一致的认识，但对于如何整合制度的效力、发挥制度的权威，在技术上还存在缺失。另一方面，港澳基本法是宪法精神和一国两制的体现，是对宪法的具体化，藉由宪法协调国家主权与高度自治之间的合理关系。

摘要: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宪法权威是宪法得到社会普遍认同、自觉遵守、有效维护的理念与理由，尤其体现为宪法对公权力和所有国家生活产生的拘束力和规范力。两者的不同在于，制度本身并不蕴含价值评价，是价值相对独立的规则体系，而宪法本身则要求符合法治、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宪政价值。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行使权力的根本准则。尊重宪法、实施宪法、维护宪法，就是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2. 处理好宪法权威与党的权威关系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处理好宪法权威与党的权威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特定个人基于行使公权力，在某些领域也需要一定的权威，这在建构共同体的过程中是必要的。作为利益协调的规则体系，宪法为社会提供能够理性要素，妥善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达到使各方利益都得到表达和维护、不同利益主体相互理解和认同的和谐状态，并由此实现利益总体均衡的法治状态。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

我们反对照搬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理念、宪政体制和法律制度，但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宪政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训政是一切军国庶政，悉由国民党完全负责的以党治国，是约法之治。第二，高度重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用宪法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国两制构想等。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此举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和工农民主宪政模式的确立。[10]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建设受到严重破坏。

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也是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然而，孙中山逝世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弃了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先是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斗争下，又不得不实行宪政，但实质上搞的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假宪政，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真独裁。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没有正式出现过社会主义宪政这个字眼，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也没有正式使用过社会主义宪政这个词，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我们党和国家是一贯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用宪法肯定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取得的胜利成果，明确规定了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社会制度、基本立法体制和司法制度，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国家机构的职能、权力、责任和相互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没有再正式使用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但并没有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实践。

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要从宪法和法律上体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把我们党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同人民意志统一起来，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制定为国家的法律，通过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适时释宪和修宪，使宪法能够不断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情势。[8]《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489页对于社会现实与宪法价值的冲突，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是，在通过法定途径做出调整之前，权力的行使者不能以现实的合理性为由突破宪法体制的框架，否则就会破坏既有的宪法秩序，损害宪法的权威。

[3] [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在法治目标下实现个人权威，只能通过合宪的途径获得。

[7] 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5]由此形成了高于或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认同的价值共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大家应当服从基于同意而形成的宪法文本，个人或某些团体的权威无法超越共同体意志，唯有宪法才是国家、社会与公民生活的根本规范，唯有宪法才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7]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化，特别需要强调宪法的统合功能，通过对宪法权威的尊重和维护，全面实施宪法，突出宪法的调整功能，保持宪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宪法作为根本法，它是实定法的基础与核心，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这是宪法优位性的要求。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思维是执政者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它以合宪性当作思考问题的前提，合理地处理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15]在处理宪法和法律关系上，必须建立宪法对立法行为和法律的评价机制。

[8]维护宪法权威，是共同体存续和发展的基本途径，也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制度路径。（2）立法行为和法律必须接受宪法的评价，即接受合宪性审查。

而要达到这种良性状态，必须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积极履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如前所述，宪法正当基础在于，它是民主论辩的产物，其实施有赖于民主过程和专业判断。

如何与本宪法相抵触的其他法律，相抵触的部分无效。注释:作者感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于文豪博士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四、代结语：宪法权威与宪法共识宪法具有至上的权威性，它不仅体现在宪法同法律相比时所具有的根本法、最高法效力，更为重要的、更为根本的是，宪法权威同政治权威、党的权威、个人权威、制度权威以及道德等其他权威相比，具有不可质疑的支配力。法律权威实际上反映了权威与权力的法律化方式，而法律权威的基础和最高形态乃是宪法权威。但是，特定个人基于行使公权力，在某些领域也需要一定的权威，这在建构共同体的过程中是必要的。我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和处理两者关系上存在一些偏差，尤其是片面强调党的权威，有的时候甚至存在着以党的权威代替宪法权威的现象。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界定了我国的六大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宪政的基本理念，在国家治理中依宪办事，使宪法成为共和国的根本法。滥用政治权威最终将消解支配者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

笔者认为，现行宪法虽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但通过宪法解释、宪法修改等方式可以继续赋予其规范的开放性，使其保持生命力。同时，徒宪不足以自行，有宪法而缺少能够有效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是影响宪法权威的重要原因。

如果权威失去了正当性，权威本身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我国的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通过更为有效、直接的途径参与权力运作，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由此，树立宪法权威，就必然要有宪法自信。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所谓现行宪法是恶法、要重新制定宪法等主张不符合我国宪法发展的实际需要，也不符合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不尊重宪法文本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中国法治发展中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是维护政治权威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也是政治权威不断得到完善的基本机制。历史经验表明，无论个人有多大的魅力，无论有多高的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本方式，也是最终保障。